在本书中，作者许齐雄聚焦于薛瑄（1389—1464），这首位被供奉于孔庙中 享受祭祀的明代北方理学家，填补了以往理学研究集中关注南方学者而留下的空 白。这是第一部以薛瑄为研究对象的系统性英文专著，它重新提出了薛瑄被新儒 家历史边缘化的问题，并展示了观念史研究如何能够同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 提供一幅更为广阔的历史图景。作者以历史性的比较视角深入分析了薛瑄及河东 学派的观念，并将之与薛瑄及其弟子的生平与实践联系起来，由此展示了新儒家 传统的复杂性，使得与南方新儒家相区别的北方学者更加为人所知。 在上个世纪，明代思想史的研究重心在阳明学，程朱之学受到冷落。本世纪 将有不同的面貌，而北美汉学对中国近世社会史的丰硕成果也会受到重视。本书 可视为新趋势的一个代表，值得重视。 ——钟彩钧教授，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原所长 本书无论就史料的丰富性、研究视野的多元与创新、...(展开全部)

在本书中，作者许齐雄聚焦于薛瑄（1389—1464），这首位被供奉于孔庙中 享受祭祀的明代北方理学家，填补了以往理学研究集中关注南方学者而留下的空 白。这是第一部以薛瑄为研究对象的系统性英文专著，它重新提出了薛瑄被新儒 家历史边缘化的问题，并展示了观念史研究如何能够同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 提供一幅更为广阔的历史图景。作者以历史性的比较视角深入分析了薛瑄及河东 学派的观念，并将之与薛瑄及其弟子的生平与实践联系起来，由此展示了新儒家 传统的复杂性，使得与南方新儒家相区别的北方学者更加为人所知。 在上个世纪，明代思想史的研究重心在阳明学，程朱之学受到冷落。本世纪 将有不同的面貌，而北美汉学对中国近世社会史的丰硕成果也会受到重视。本书 可视为新趋势的一个代表，值得重视。 ——钟彩钧教授，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原所长 本书无论就史料的丰富性、研究视野的多元与创新、...(展开全部)

本书作者认为，南宋以后中国的学术思想有三个系统，由佛家思想脱胎的陆九渊心学、由道家思想脱胎的朱熹道学，以及承继儒家正宗思想的程颐一派，程派学说流入浙东，演化为“浙东学派”。作者从原始资料出发，详加考订，打破沿袭近千年之成说，指出程朱两派学说截然不同，程氏学说为唯物、一元的科学哲学，而朱氏学说则是唯心、二元的伦理学家的玄谈。本书为中国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作品。

《浙东学派溯源》内容简介：我们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必须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要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必须研究浙东学术史；要研究浙东学术史必须追溯浙东学说的渊源。浙东学派在我国近代史上实在是很有光彩的一个学派。因为这一派学者大都是史学家，讲究经济，最切实用，和道佛两家的玄谈大不相同，实在值得我们去研究一下。

本书作者认为，南宋以后中国的学术思想有三个系统，由佛家思想脱胎的陆九渊心学、由道家思想脱胎的朱熹道学，以及承继儒家正宗思想的程颐一派，程派学说流入浙东，演化为“浙东学派”。作者从原始资料出发，详加考订，打破沿袭近千年之成说，指出程朱两派学说截然不同，程氏学说为唯物、一元的科学哲学，而朱氏学说则是唯心、二元的伦理学家的玄谈。本书为中国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作品。

《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派》在记叙黄宗羲生平事迹、著作成就的基础上，着重研讨了黄宗羲在政治、哲学、史学、文学与科学思想方面的理论创新，肯定了黄宗羲作为中国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揭示出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民主性、科学性及其现代价值，并对黄宗羲开创的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代表人物的学术成就与学术特色作了梳理与探讨。《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派》富有创见地论证了黄宗羲在从阳明良知之学向清代力行实学转型中的地位与作用；论证并确立了以黄宗羲为领袖的“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学术定位，纠正了以往所谓“浙东史学派”的定位偏颇；突出强调了黄宗羲新民本思想与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本质区别。

《宋代浙东学派经学思想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永嘉“儒志、经行二子”的经学奠基之功、庆历之际“四明五先生”的义理经学、元丰“永嘉九先生”对二程性理经学的传扬、周行已、许景衡与二程学的浙东传播、刘安节等人对二程学的传承、发展、两宋之际浙东永嘉经学的传承与思想转向、高闶与二程之学在浙东地区的传扬、郑伯熊的经学诠释与永嘉学的思想转向、郑伯谦《太平经国书》及其思想旨趣等。

《道行天地：南宋浙东学派论》将叙述的主轴确立为南宋浙东学派崛起的共同的问题意识，以及由此展开的思想创见和学术实践，并于末章将其与朱学、陆学横向比较，试图勾勒出朱学、陆学、浙学三足鼎立的南宋思想图景。 朱熹在王霸义利之辩中说：“干五百年之问，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问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浙东学派则认为，“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已然且必然常行于“天地之间”，常行于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的历史时空之中。因为，“道”在天地之间、在历史时空之中具有具体的存在形式（次级真理），即各种可以“措之实用”的知识和智慧，它们可以解决南宋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种危机。人类只能通过这些“遭”的次级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抬级而上，才有町能逐渐逼近“道”，才能够回归到《中庸》“合外内之道”的主轴：...(展开全部)

《道行天地：南宋浙东学派论》将叙述的主轴确立为南宋浙东学派崛起的共同的问题意识，以及由此展开的思想创见和学术实践，并于末章将其与朱学、陆学横向比较，试图勾勒出朱学、陆学、浙学三足鼎立的南宋思想图景。 朱熹在王霸义利之辩中说：“干五百年之问，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问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浙东学派则认为，“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已然且必然常行于“天地之间”，常行于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的历史时空之中。因为，“道”在天地之间、在历史时空之中具有具体的存在形式（次级真理），即各种可以“措之实用”的知识和智慧，它们可以解决南宋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种危机。人类只能通过这些“遭”的次级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抬级而上，才有町能逐渐逼近“道”，才能够回归到《中庸》“合外内之道”的主轴：...(展开全部)